脚手架、轰鸣的机器、忙碌的工人，构成了一幅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图。与之相伴出现的是一幅城市拆迁图，上面是低矮的房屋、墙上大大的拆字和时而爆出的恶性事件。

　　拆迁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的热点、焦点、痛点。不少人因对拆迁一鳞半爪的了解而“热血沸腾”。亲历多起拆迁上访事件的长春市人大副主任、作家李发锁的新时政长篇小说《动迁》揭秘了城市开发与拆迁中的潜规则并力图给出解决之道。

　　分析拆迁矛盾

　　有老百姓被逼成钉子户，也有钉子户以闹获利

　　记者：拆迁是当下的社会热点话题。然而，关于这方面的文学作品却很少。你涉及这个题材的动因是什么？

　　李发锁：以拆迁为主题创作小说，是因为这是过去、当下和今后一段时期不可避免的、社会发展建设过程中常见现象。拆迁引发的矛盾纠纷在有的地方可谓惨烈，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已经成为社会的热点、焦点、痛点问题。

　　我在政府任秘书长、办公厅主任近十年，曾参与过多次拆迁上访事件的研究处理。有机会了解更多情况。回过头看，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

　　记者：拆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屡见报端。在你看来，诱发拆迁矛盾的主要原因都有哪些？

　　李发锁：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管理原因，也有法理原因，还有伦理原因。

　　管理原因主要是政府行政方面，我们的管理体制机制还不完善，包括个别领导政绩观还不那么端正，急于求成，盲目攀比。例如人家区政府办公楼建得那么好，税收大户企业那么多，棚户区消灭得那么快，市容那么好看，对自己都会产生压力。于是就要想办法跟上去，不然对上级，对老百姓都没办法交代。其中不排除个别干部想在上级领导那儿增强政绩印象，也创造了一些形象工程。现在有的地方官员的乌纱帽主要不是老百姓说了算，而是他那个上级说了算。对大多数领导干部来说，出现问题，应当是好心办了错事，或决策不慎办了坏事，造成管理上的漏洞，使很多被拆迁居民超期多年回迁不了。

　　法理上我们的拆迁条例还有修改空间，对被拆迁人保护方面比较弱对拆迁人的行为规范还有差距。

　　伦理方面，表现在道德上的亏欠，有些不法开发商靠克扣老百姓发不义之财，把老百姓逼成了钉子户。还有法治观念的普遍淡薄，例如少数以闹获利的钉子户。他那房子只值十七八万，却狮子大开口要七八十万。不少城市都有那么一批靠闹而发了财的。因此不能笼统说钉子户有理，也不能说钉子户没理。

　　支招解决之道

　　按规矩办事，依法管理拆迁

　　记者：《动迁》一书，贯穿着“闹访”之首牛焱焱和拆迁办主任于海洋的“斗法”。在你看来，拆迁引发的极端对立事件如何才能消除？

　　李发锁：还是要坚持依法管理拆迁。对久谈不下的钉子户，该补偿的要到位。但如果额外补偿了，就是对那些守法者的不公和挫伤。以后谁还按规矩办事？所以拿钱摆平是暂时的，而且会破坏规则，后患无穷。有的开发商对少数钉子户，最后总是偷偷拿钱摆平，一些“胜利”了的钉子户，也绝口不谈到底自己得了多少钱。这方面政府要加强依法监督，防止建设开发单位胡乱克扣，或滥发摆平钱。

　　坚持以法管理拆迁就要有法可依。当务之急是以《物权法》等法律为依据，抓紧修改出台新的动迁条例。上世纪90年代，不少城市不是政府依法批准的拆迁公司在组织拆迁，房地产开发公司本身就有自己的拆迁公司。所以自焚、自残、互残事件发生得比现在多，当时国务院在全国公开处理了几起。近几年政府管得相对严了，多数开发商不允许有自己的拆迁公司。开发商赚钱天经地义，不要奢望社会上有不想赚钱的商人。政府一方面要支持开发商守法经营发展，因为企业发展了，税收就多了，用于民生的钱就多了。另一方面要强化行政监管，依法规范开发商的行为。近期爆出的拆迁伤亡事件，有的是政府组织的项目。公共项目的拆迁，政府应当组织得更周全。不管怎么说，拆迁如何有法有理，出现事端特别是恶性伤亡案件总是不好的。

　　探讨取消强拆

　　大建设必然伴随大拆迁，应努力让代价更小一些

　　记者：面对拆迁这个“世界性问题”，美国人选择协商或者法庭见。我们学习美国，取消强制拆迁，可行吗？

　　李发锁：起码在目前还做不到。美国土地是私有的，我们的土地，在城市是国有土地，在农村是集体土地。我们许多居民虽然买了住房，但那只有使用权。更重要的原因，我们国家这些年发展得太快，经济总量已上升到世界第三大国，即将超过日本。大发展离不开大建设，大建设不是在新的地方搞建设，而是在原来城市基础上，把平房拆了盖高楼，盖了高楼小区人口密集了，孩子要有地方上学，居民要有地方买东西，上下班的人要有道路进出，于是就建学校，建超市，建立交桥，或者围着城市周边向外摊“大饼”。发展越来越快，城市越摊越大，建设项目越来越多，相伴而来的必然是拆迁越来越多。当然不排除其中一些拆得是否适时、是否应该、是否合理。一句话，大建设必然伴随大拆迁。

　　发展快了是好事。但任何好事都有相悖的一面，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开了一辆负担沉重的汽车（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奔驰在市场经济的大道上（而这条大道上还有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参与国际市场经济份额的竞争。在市场经济大道上，人家已经跑了上百年，我们要跑多快才能追上人家？一辆本来负荷沉重的车还要跑得比人家快，我们这辆车的每个零件、螺丝要经受多大的震动与损耗？为什么说我们比别人快？出过国的人都知道，国外一些城市没这么多建设项目，几乎看不到多少工地，一个城市一年有十个八个建设项目就了不起了。英国约克大教堂建了250年才基本完成，说“基本”是因为现在每年都在继续完善。现今，我们哪座城市没有几百上千个工地？建设速度这么快，我们的规划、城市管理部门还是那几十个人，能管理到位吗？

　　有评论说，我国房屋建筑平均寿命只有30年，发展附加的代价，就如国企改革中一些产业工人所付出的下岗代价一样，有些方面不可避免。但我们能否通过加快体制与机制建设，政府加强行政管理，培育社会守法意识，使拆迁的代价更小一些呢？

　　解答拆迁难题

　　应考虑他们的实际困难，“拆一还一”老百姓住不起

　　记者：一些老百姓为什么不愿接受拆迁？

　　李发锁：前一段茅于轼讲了一句廉租房可以没有厕所的话，引来了一些批评。最近任志强说了一些话，更是遭到炮轰。任志强说不能将应当享受保障的低收入群体与住房困难户都列入市场化解决途径。我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住房有双重属性，既有商品属性，也有保障属性，各级政府有责任解决困难群体住房问题，这同要让每一个公民有饭吃一样。香港50%以上市民住在政府提供的中低档房中，新加坡就做得更好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此早有明确要求，要求土地收入5%，后来要求10%纳入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房建设。可是2003-2007年，全国经济适用房只占年住房总量5%左右。这5年建设廉租房总和只占住房建设总量1%，中低收入者无房可租。2009年全国土地收入14239.7亿元，增长43.2%，其中用于廉租房建设支出187.1亿元，占1.5%，就连没有厕所的廉租房也租不到。但茅于轼说了实话，就挨了骂。

　　老百姓好不容易弄了一个窝，商品房价这么高，廉租房又没有，当然不愿意你拆迁了。有开发商说，你那是旧房，连厕所、厨房都没有，你要求我给你贴那么多钱，太刁民了；还有的开发商说，我给的房子是框架结构的楼房，抗震性能高，造价比你原先那小平房贵1倍，你不添钱我不能给新房。你不走，我就申请强迁，反正拆迁许可证政府已发给我了。老百姓说，你那新房条件是好，有厕所，还有电梯，暖气费一年得2000多元，电梯费每年200多元，我用不起。若不是你领了政府批准的拆迁许可证，我还不允许你上门动员呢。

　　政府既然批准了拆迁，就要把老百姓的困难考虑进去。不是“等值交换”那么简单，也不是“拆一还一”那么简单。你拆了人家20平方米房子，还人家20平方米，新建住宅楼又不能没有厕所、厨房、暖气，实际上，新建房没有小于50平方米的，人家不是不想消费，是消费不起呀。拆迁要量力而行，拆房子之前，先摸一下自己口袋，有没有等值之外应当补给老百姓的钱。

　　记者：《动迁》一书图画了现阶段社会的一个层面。你期待这本书带给读者什么？

　　李发锁：现今是我们国家巨变的伟大时期，社会上好的东西让人眼花瞭乱；一些不良现象也比较多。拆迁群体性事件、造成诸多超期回迁户社会问题，不能说跟个别官员腐败没有关系，但只是支流的支流。

　　面对急骤的社会变化凸显的各阶层利益诉求，我们社会的沟通机制不畅，人与人彼此理解很难。这不仅表现在父母与子女、老师与学生之间，也表现在政府与市民、政府与开发商、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